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在2005年以来的中国金融市场开放中，成为最引人瞩目的市场动向之一。仅2005年一年进入中国银行业市场的外资，就几乎是此前10年的总和。这促使中国的银行市场日益成为一个开放的、并且经营管理能力正在与国际接轨的市场。
不过，在开放的过程中，如同韩国和日本等国的银行市场开放中所遇到的问题一样，中国银行业的开放同样遇到是否“贱卖”、是否威胁到民族金融业安全等一系列的质疑。
从市场演变的趋势看，交行、建行IPO市净率高于上市前对外资银行招股市净率，引发了“贱卖”的争论；也有一些海外媒体认为中资银行机制多弊，不良贷款率高，提出了截然相反的外资入股中资银行是一场新的“豪赌”的观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这种质疑对于矫正中国银行业在改革开放中可能出现的失误，促进银行业的健康发展显然是有积极作用的，至少能够促使整个行业的反思。例如，在中国银行引进外资的过程中，一度在引资合同中容忍外资将进行战略性投资与IPO挂钩、凸现出确实有一些所谓战略投资者往往是战略投机者，如果不是监管部门严格把关，或许不仅不能获得引入战略投资者所可能获得的益处，反而引发股权结构的不稳定。”
但巴曙松认为：“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不论是‘贱卖论’还是‘威胁论’，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其对民族金融体系的关注，对本土金融市场发展的期望。实际上，在对外资大规模开放的同时，中国同样应当推进对内资开放银行市场，在开放的过程中保护民族金融业的利益。这是这种争论值得肯定的地方。”
巴曙松指出，国有银行股权“贱卖贵卖”之争实质上是监管制度和金融市场差异导致的。实际上，因为不同的机构应对各种信息掌握的差别，可能对同一资产的未来收益，作出大相径庭的预期，这就导致心理定价的巨大差异。由于有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最后实现的那个交易价格，一般不可能是各种预期中的最大值或最小值，因此，总是可能有持更高预期的人说这个交易是“贱卖”，持更低预期的人说这个交易是“贵卖”，实际上，不仅在银行业，在其他行业同样存在。
巴曙松谈道，到目前为止，内资进入银行市场还往往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障碍，值得进一步改革。一些海外的战略投资者所表现出来的短期投机行为，也促使我们应当关注这些以优惠的条件获得中国银行业股权的战略投资者是否真正发挥了战略投资者应当发挥的积极作用，或者说，应当经常对这些战略投资者所可能发挥的作用进行及时动态的评估。
在入股逐渐成为外资进入中国银行业主要路径的环境下，外资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中由装点式的角色升级为市场的参与者、竞争者，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是如何对外资持续、有效地进行监管。对监管当局来说，应当学会在开放的条件下运用市场化的手段，既保护民族金融业，同时又能够吸引先进的外资银行的经营管理经验。参照国际经验，许多国家对外资持股国内银行比例都有上限规定，这值得我们借鉴。